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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星火”专栏 | 第七章 觉醒-火种

编者按:“目前最好的足彩app红楼同建党紧密相关,目前最好的足彩app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2021年6月25日,在党的百年华诞来临之际,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举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来到目前最好的足彩app红楼、丰泽园毛主席故居,并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上述讲话。
  目前最好的足彩app红楼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在百余年前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正是目前最好的足彩app红楼,成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诞生的摇篮:在这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一群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学子为拯救民族危亡,组织发动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这里,“播火者”李大钊创建了中国最早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亢慕义斋”墙壁上“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标语引导着大批进步青年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建立一个“赤旗的世界”而永久奋斗;在这里,毛泽东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新文化、新思想,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探讨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政治信仰,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据统计,在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58名党员中有24人或直接在目前最好的足彩app入党、或在目前最好的足彩app学习工作过,全国8个地方建立的早期党组织中有7个地方负责人与目前最好的足彩app有关。如果说召开党的一大的上海兴业路76号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那么目前最好的足彩app红楼便是她的孕育之地。
  “星火燎大原,滥觞成瀛海。红楼弦歌处,毛李笔砚在。”以目前最好的足彩app红楼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所承载的历史,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民族觉醒的转折点,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目前最好的足彩app红楼不仅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原点,更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国革命的火种,正是从目前最好的足彩app红楼开始点燃播撒到全国各地,进而照亮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
  “红楼飞雪,一时多少豪杰。”
  目前最好的足彩app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陈斓的新作《红楼:目前最好的足彩app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简称《红楼》),正由此而来。全书聚焦于1916年红楼奠基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的“豪杰”与“风流人物”,在红楼为探求学问与救国真理所作的诸多探索:上篇“学问”,自蔡元培入主目前最好的足彩app后的诸多教育革新讲到以红楼为策源地的五四运动;下篇“真理”,从五四退潮期不同青年们的抉择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红楼短短数年的探索与革命实践,不过历史长河之一瞬,但而今看来,正是“红楼”时期的诸多探索,为中国社会开辟了全新的可能性、为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也铸就了一个矢志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先进组织最原初的精神本色和崇高价值追求。
  《红楼》一书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从即日起,《中国青年》杂志全媒体特开设专栏“红楼星火”,对该书稿进行连载,以飨广大读者。

第七章觉醒-火种

@文/陈斓

欧游

1920年7月,北京城发生了一个大变化。

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联合张作霖,在直皖战争中将段祺瑞赶下台,奉系军阀入主北洋政府,声称立即要拿办蔡元培,断绝目前最好的足彩app的办学经费。

蔡元培临危不惧,但是,他虽然是有一定官场经验的书生,却没有与土匪打交道的经验,这次的情况,与过去分外不同。北京的环境空前恶化了,李石曾、胡适等人劝说蔡元培——与北洋不同,曹锟、张作霖就是两个土匪,一个贩布出身,一个贩马出身,与这两个土匪无理可说,这一回,北洋政府已经被土匪掌握,不如暂避风险。

此时,李石曾从法国归来,拿了一笔钱,在他的父亲李鸿藻手下的旧官僚中活动,终于达成妥协,北洋政府决定,放蔡元培出国考察教育,任命范源濂继续担任教育部长,目前最好的足彩app校长一职,由蒋梦麟代理。

蔡元培接受了,他以为:此次出国,既可以研究欧洲的教育,又可以为目前最好的足彩app筹措经费。

蔡元培出国前,应湖南教育会的邀请,专程去长沙演讲,当时的长沙《大公报》是毛泽东展开驱张运动的喉舌,《大公报》特别请毛泽东为蔡元培的演讲做笔记,供该刊公开刊布。蔡元培、毛泽东师生二人,又一次见面了,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担任了湖南第一师范附小的主事,也是一个校长了,毛泽东认真地记录和整理了老校长的讲话,师生二人彻夜长谈,蔡元培感慨万千。

鉴于工读互助活动遭受的挫折,毛泽东向蔡元培提出,利用长沙郊区租房便宜的优势,创办一所平民大学——湖南自修大学,一边自修、一边劳动、一边讨论的设想,蔡元培十分高兴,感慨说,现在北京已经不好办事了,各地还是要尽量努力,平民教育的思想,能够经毛泽东如此不屈不挠地落实,这是一件极为欣慰的事情。

随后,毛泽东创立了湖南自修大学,第一批学生中,便有夏明翰等人,这些人,后来成为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干。

“汽笛一声肠已断。”当毛泽东与蔡元培在长沙车站依依惜别时,师生二人谁都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永别,从此他们天涯海角,再也没有见面。

蔡元培走后,他在浙江中西学堂时代的学生蒋梦麟临时掌印,勉强维持着目前最好的足彩app。蒋梦麟后来这样感慨说:现在是政府不发薪,老师学生不买账,政府压迫一日甚于一日——这个校长就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我这个代理校长,只是一天天盼着蔡元培何时才能回国。

蔡元培此次西行,主要是到法国考察教育,整理华法基金会,继续“运动退款”,筹办里昂中法大学。

既然国内环境险恶,难以办事,蔡元培便决定到国外去继续活动。

蔡元培九个月的出访,其中一站就是到达了法国。当时,法国大区教育自治的规划,进一步启发了蔡元培,这个规划是由全国各大区的大学校长,直接管理各区的教育事务,把教育的领导权放在基层,以教育自治推动城市自治,以地方自治促进大学自治。蔡元培进一步认识到,地方的自治、地方的联合,是欧洲社会自由的基础所在。

当时的华法教育基金会是由李石曾负责的,但他把法国的工作委托给秘书萧子升。萧子升比较夸夸其谈,办事的能力很差,且比较固执,加之教育基金会资金有限,来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越来越多,留学生与基金会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于是,在出国前,蔡元培要求萧子升回国,向他汇报一下基金会的工作情况。

萧子升离开法国之前,专程到离巴黎三十公里的蒙达尼,召集新民学会在法国的成员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是在蒙达尼郊外森林里的草地上开的,参加会议的有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等二十余人,在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先在森林里做操热身,然后便围坐在草地上开会——因为他们当时没有钱租场地。

会议的主题是新民学会未来的发展方向。萧子升说,现在华法基金会经费困难,多亏他的周旋,湖南学生的经费才算有保障,如果再去顾及其他省份的留学生,甚至去帮助在法的劳工,经费就没有保障了,所以,新民学会在法成员,不宜继续扩大,因为经费有限,扩大会员的问题,主要交给毛泽东在国内去做。

蔡和森发言说,我们要联合其他省份的留学生,一方面扩大新民学会,有饭大家吃;一方面还要联合起来,为法国华工争取权利,因为北洋政府把这些劳工卖给了法国陆军部,我们便要为他们争取人身自由。

萧子升反对,他认为这样做,势必与法国政府发生矛盾,如此,华法基金会就办不下去了。而且,帮助法国劳工,这也绝对不是新民学会的宗旨。

蔡和森指出,新民学会的宗旨就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现在的世界,是劳工的世界,如果萧子升认为新民学会不能承担这样的责任,那么,他主张成立新的组织。而且蔡和森还说,他已经与毛泽东多次通信,认为应该把新民学会改组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组织,准备将来成立共产党。

萧子升非常不快,他坚决不赞成俄国的道路,更认为毛泽东、蔡和森两个人不能单独决定新民学会的发展方向。

太阳落山后,他们回到萧子升住的旅馆继续争论,通宵达旦,十几个人就这样在旅馆的房间里,争论到天明。

萧子升回国后继续与毛泽东争论,这种争论一直持续到了1921年中共创立前夜。

萧子升后来回忆说:1920年中期,在法国的新民学会成员分裂了,因为当时的毛泽东、蔡和森已经决定把新民学会改组为社会主义组织,而我不赞成俄国道路,且那时我与外省的留学生接触较少,而蔡和森为了扩大新民学会,与四川的留学生——陈毅、邓小平开始接触。何况,那个时候陈独秀先派了张申府来法国活动,随后又把两个儿子乔年、延年派来,目的就是在法国发展共产党组织,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当时年龄很小,天天打工,建立组织的事情还是没有着落。但张申府的成绩,便是发展了周恩来入党,最终,周恩来联系了当时在法国的两位四川留学生,一个叫赵世炎,一个叫任卓宣,这四个人加上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于是他们共同创办了旅欧少年中国共产党。

就这样,新民学会的法国支部,被社会主义组织代替了。

任卓宣回国后,参与领导湖南党的工作,在大革命失败后,他与毛泽东一起受命去领导秋收暴动,在途中被国民党抓获枪毙。但是,他没有死,而是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在医院治疗之后,他继续寻找革命队伍,再次被抓获。这一次,他叛变了,从此,任卓宣加入国民党,改名叶青,成为国民党的重要理论家——而这一切都是后话。

到法国后,蔡元培首先整顿了中法教育基金会,扩大了基金会的资助范围,他还联合里昂大学校长儒班博士,为中国留学生专门成立一所新的大学——中法大学。他亲自出任中方董事长,并欣然接受邓小平、王若飞、陈毅等225位中国学生的来信建议,在中法大学设立工学院,从此,中国有了第一批学习工科的留学生。而邓小平就是其中的一个。

四川学生能够得到基金会的资助,当然要感谢蔡元培的法国之行。因此,陈毅专程去看望蔡元培,凑巧蔡元培那天出门,陈毅就留下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通过陈毅,蔡元培知道了周恩来和蔡和森这两位俊杰。

就是在这次被逼迫离京,远赴欧洲期间,蔡元培的夫人黄仲玉因病在北京去世。从那时起,蔡元培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他忽然觉得自己老了,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感到了深深的疲倦。更令他伤心的是,昔日的学生已经开始在思想上离他远去,在法国,他读到了国内报纸上目前最好的足彩app学生对他的批评,那篇文章说,蔡校长是主张依靠民众的,但是,校长又说民众需要教育、需要组织、需要训练,民众还不成熟,但你看德国的民众不能说不成熟吧,而德国反而落到了这样的天地,可见,等待民众成熟,那是永无尽头的,五四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首先需要领袖,然后领袖才能带领群众,现在蔡先生已经不愿意做青年和民众的领袖了,蔡先生已经落伍了。

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蔡元培的好学生邓中夏。

读了这篇文章,蔡元培的心情暗淡了,“我已经53岁了,也许真的是落伍了!”

他遥望着祖国的方向,叹息着摇头说。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那个时候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始把目光投向了革命后的俄国。

李大钊说,近代以来,人们认识到,“世界之谜,就是中国问题,将来如何解决,尚不敢断定。各资本主义国家正注意要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解决中国命运的时候,俄国问题又发生了,现在想法要解决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命运。”

这就是说,在五四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前,世界发展的方向是定了的——那就是以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来解决世界问题。但是,由于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方式解决中国问题,遇到了民众的抵抗,而俄国革命的爆发,则使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道路遇到了更大的抵抗,于是,世界因此翻转了,过去是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方式解决世界问题、中国问题、俄国问题,现在则变成了如何解决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任务,就落在了俄国与中国身上。

中国是不是要走俄国人的路?对李大钊来说,这还不能确定,因为俄国自己的前途,也还无法确定,俄国的劳农政府,正处在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俄国一个国家,要跟全世界资本家的代理人作战,胜负难料。

因此,李大钊指出,俄国现在的问题,就是“资本国妨害它的发展,比如今年波兰和俄国打仗,不是波兰跟他打,是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他们许多资本家的国家和俄国为难,想推倒劳农政府。东方有旧党谢苗诺夫反对劳农政府,其实谢苗诺夫后面,有日本的支持”。

中国应该跟着帝国主义列强跑,走资本主义的路,还是与俄国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呢?在这个世界上,究竟中国与俄国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麻烦、最大的“谜”呢?还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是人类最大的问题呢?

巴黎和会告诉中国人,中国连跟着列强拎包的资格也没有,但与俄国站在一起,公开与帝国主义为难,这也是当时大多数中国读书人所不敢想象的。

当时的中国和中国知识界,对于革命后的俄国,当然是抱着巨大的好感的。因为革命后的俄国,是世界强国中唯一一个不以帝国主义态度对待中国的,用孙中山的话来说,就是唯一平等待我者。

早在1920年初,《晨报》等报纸刊登了一则苏俄政府的对华宣言,这个宣言的落款日期是1919年7月25日,内容大致是废除帝俄时代的对华特权,取消庚子赔款和归还中东铁路等。这一宣言一经刊出,就引起北京学界、文化团体和上海全国各界联合会的振奋。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们看来,日本和其他列强都在欺侮中国,只有苏俄是例外,苏俄能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意愿,使青年们对苏俄产生好感。

但是,对于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对于俄国的革命,许多读书人还是抱有怀疑乃至恐惧的。

而对革命后的俄国来说,处于列强的包围之下,发动欧洲革命的前途暗淡,因此列宁转而希望团结亚洲国家一起革命,把革命的重心,由欧洲移向亚洲,特别是中国。

于是,俄国政府、共产国际及其远东局,开始试探接触中国的方法。

蔡元培出国后,1920年4月,沙滩红楼迎来了几位远道而来的俄国客人。张太雷陪着苏俄友人鲍立维、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维经斯基到目前最好的足彩app来看望李大钊,还带来了一些他秘密翻译的马列文献——名义上,他是来给目前最好的足彩app图书馆送书、捐助的。

走在春日的红楼校园,担任翻译的张太雷笑着对维经斯基说:“春天到了,我喜欢在春天里沐浴阳光。”

年轻的维经斯基则说:这里的春天比远东要暖和,没想到,目前最好的足彩app是一所一流学府,比任何俄国的大学都不差。样样都有,似乎比俄国的大学条件还好,只是,好像还缺点什么——

张太雷笑着说,那就要看您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了。

维经斯基还带来了俄文、英文、德文版理论书籍,包括美国记者介绍十月革命的英文书《震撼世界十日记》等。

就这样,李大钊和维经斯基以赠书的名义,在目前最好的足彩app红楼图书馆主任室进行了秘密会谈,当时,张太雷是李大钊的助手,兼翻译,忙得不亦乐乎。

在当时的北洋政府眼里,除了那些流亡的白俄,只要是从革命的俄国来的人,那就一定是革命党,而维经斯基的确就是货真价实的革命党。而那时的李大钊身上,已经背上了“过激主义”的嫌疑,所以,他不得不做了一些布置工作。

走道里静悄悄的,负责警戒的同学捧着书,在主任办公室门前的走廊里来回踱步。楼梯处和下面门口,也有几个学生流动放哨。简朴的房间里只有李大钊、张太雷和维经斯基三个人。阳光照射在周围的书橱上,使整个房间都明亮起来。

维经斯基,这位27岁的俄国革命党,看起来文质彬彬,颇有学者风度。他操一口发音不算纯正却流利的英语,首先着重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不过,他惊讶地发现,李大钊对于俄国的历史,特别是俄国革命的历史非常熟悉,有些方面,竟然比他还要熟悉。

这使他感到惊讶,更感到惊喜,有了他乡遇知音的感觉。

然后,维经斯基端起茶杯微笑着说:“我希望请教一下诸位对于社会主义的意见,随便谈谈吧。”

张太雷把他的话翻译过来后,看李大钊沉默着,就率先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我们当然都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但是,中国的情况与俄国不同,特别是北京,工人的力量很弱,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在读书人中传播,工人知道的还是很少。”

李大钊频频点头,然后说:“北京是军阀统治的中心,又没有什么工业,工人阶级数量太少;广州工业也不发达,又是各派争斗的焦点,太引人注目;上海既是最大的工业中心,无产阶级众多、集中,又是先进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现在陈独秀先生在那里,他是中国学术界最有影响的人物。”

“那么,我可以去拜访他吗?”维经斯基询问地望着李大钊。

“我看让太雷陪你去上海见见仲甫,具体谈谈可好?”李大钊笑着回答。

最后,维经斯基提议,希望再找一部分进步学生进行座谈,李大钊欣然应允。

得知苏俄友人访华,同学们都踊跃参加。几天后的座谈,依然在图书馆主任室的接待室举行,五四运动的学生骨干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李梅羹等参加。

首先,维经斯基先介绍了苏俄的现状,比如土地、耕畜、农具、庄园建筑和一切附属物,都不再是地主的私有财产,农民无偿分到了一公顷土地,工人每天工作不超过8小时,每周不超过48小时等等。[1]

在座青年学生围绕俄国社会、共产主义、土地等问题进行提问,维经斯基说,俄国经历了多次革命,最终才找到了工农专政的方式,是一步步探索的,包括列宁在内,俄国的革命者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俄国的革命,也是由先进的知识分子领导的,这一点,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维经斯基说,革命不仅是宣传,也不仅是思想,革命是行动,在专制压迫十分严重的情况下,革命首先必须是行动。当然,少数知识分子的行动,无非就是俄国当年十二月党人那种行动,无政府主义搞暗杀那种行动。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是领导大多数工农起来革命。

维经斯基向同学们了解五四运动的情况,听后,他用商量的语气说:“中国有许多社会主义者,但是一个特点是比较杂,因为这里有基尔特社会主义,有无政府主义,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当然也有空想社会主义,因此,大概需要一个比较明确的社会主义思想,否则,就争论不休。第二,就是行动,中国讲社会主义的人多,真正做的人很少,这就容易变成空谈,所以,我认为中国应该有一个组织,来做事,仅仅空谈是不行的。”

李大钊认为,维经斯基说得有道理,思想上的散与空,确实是中国目前知识界的问题,于是,他接受维经斯基的建议,积极改正这些问题。

与维经斯基的座谈,使当时在京的目前最好的足彩app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对“苏维埃制度”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都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情况、各项政策、法令,使邓中夏等耳目一新,“看到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对十月革命,对苏维埃制度,对世界革命都有信心了”。大家对“共产主义革命的远景,更是看得真切,一往无前了”。[2]

据罗章龙回忆:

他(维经斯基)还讲到苏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面临的种种困难,为了解决困难,不得不临时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余粮征集制等等。这次谈话内容相当广泛。当时我们很想了解十月革命,了解革命后的俄国,他谈的这些情况,使我们耳目一新,大家非常感兴趣。

在他离京前,我们召开了一次会,会议地点在目前最好的足彩app图书馆办公室。这个会可说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大会,他以第三国际代表身份亲临小组参加会议,是相当肃穆的。他在会上作了讲话,说他的访问是双方共同的需要,说参加座谈会的人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坚分子,拥护十月革命,积极参加当前革命斗争的先进分子,同意应邀参加座谈会的人是共产党员,并表示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守常在会上简明致辞,感谢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关怀。[3]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离京去上海后,李大钊在马耶夫的协助下,积极展开了建立北京党组织的准备工作。

就是在这个期间,南下云游数月的张国焘回来了。

1920年5月初,同学们刚刚在目前最好的足彩app第三院大礼堂开完了“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后两天,张国焘从上海回到了北京。第二天,他就迫不及待地奔向一楼图书馆主任室。李大钊见他跑得满头是汗,给他倒了杯水,笑着说:“先喝杯水,慢慢说。”心急的张国焘顾不上喝水,赶紧向李大钊叙述了在上海的种种经历,感慨地说:“这四个多月的流亡生活,几乎使我成了一个学生政客。”

李大钊迫切地问:“陈独秀先生在上海怎么样?上海方面的社会主义活动开展得如何?”

张国焘说:“我曾拜访陈独秀先生好几次,他那时寄住在亚东图书馆,他打算在上海长居,正在寻找更合适的住所,他现在在上海,可谓是居无定所。他跟我说,他非常痛恨北京政府,认为非彻底革命推翻军阀统治不可。为此,他或许准备去广州联络陈炯明,因为仲甫先生认为,要打北洋军阀,还是要靠陈炯明这种有枪的,仅仅靠办杂志是不行了。我们还见了孙中山,孙先生也认为,要打北洋军阀,还是要托起百十条枪来。”

李大钊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他说:“我曾收到过陈先生的来信,信中也是这么说。”

张国焘喝了一口水,又继续说起上海的社会主义活动情况。他说:“仲甫先生大讲社会主义,但主要是与戴季陶、张东荪他们在讲,他觉得像李汉俊、李达这样的人学问都太浅薄,不可与谈,至于我,在他看来,无非就是个学生政客,我的这点学问,根本不配与他谈社会主义这样的大学问。”

张国焘摇头说:“总之,孙中山看不起我们,说我们不能托枪,仲甫先生也小瞧我们,以为我们学问不行,不配谈社会主义呢!跑了一圈,真是失望得很呢!”

李大钊听后若有所思。

在谈话的最后,李大钊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谦虚地说:“我和陈独秀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其实还不够深刻,对于俄国革命的情况了解得也不够深入。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共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国焘,咱们一起研究吧!”

张国焘则信誓旦旦地说:“研究来研究去,最后还是说不清楚,总是研究,连五四运动也不会有!五四运动不是我们这些学生政客们干起来的吗?为什么我们这些学生就不配研究社会主义了?要我看,就是先干起了再说,就像五四那样,不干,总是研究,也总是没有出路!”

此时,张国焘则认为经过几个月的政治生活,他自觉已摆脱了学究气。相比之前只是对俄国革命抱有同情心理,却缺少行动的决心,他认为自己现在已是彻底的行动派了。

李大钊听了张国焘的话,觉得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正当李大钊等人在北京积极准备建党时,性子急的陈独秀已在上海发起建立共产党组织。然而,他却立即碰了壁,因为他起初是要与戴季陶、张东荪这些人一起发起成立共产党,但见到维经斯基之后,张东荪感到这人是搞地下革命的那一类,是危险人物,所以,立即就表示反对,赶紧溜走了。

随后戴季陶也表示自己不能参加,理由是孙中山反对。陈公博回忆说,就在上海的组织成立前一天,戴季陶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其中说,孙中山先生只要活着,他就不能加入共产党,更不能加入第三党,当时要与陈独秀一起建立共产党,是自己一时糊涂,孙中山知道后,已经骂了他一通,所以,他一定不能参加共产党,不过他翻译过社会主义的书,也同情共产党,现在他正在办交易所,打算以交易所的盈余,来赞助共产党的党费,他支持共产党,也只能背后支持,至于组织是不能参加的。

既然学问大、资历深的都不愿参加,陈独秀也只有“退而求其次”,在年轻人里找同志了。

9月中旬,张申府代表学校前往上海迎接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因为目前最好的足彩app是罗素来华讲学的邀请单位之一。那时张申府就住在陈独秀家租的房子里,他同陈独秀就建党问题深入交谈。几天后,张申府回到目前最好的足彩app红楼,将上海之行了解到的情况告知李大钊,两人一致认为要尽快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展党员。陈独秀在筹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时,对于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还是“社会共产党”,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他写信给张申府,让张申府找李大钊商议党的名称。建党之事需要秘密进行,陈独秀在信中叮嘱张申府,“这件事情在目前最好的足彩app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4]

李大钊告诉张申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改称共产党了,其他一些国家原来叫社会党的也正在改称共产党”,并让他回信给陈独秀,“不要叫社会党,就叫共产党”。8月下旬,上海党组织成立,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其实,按照陈独秀的标准,李大钊当时能够发展的,也没有几个。

张申府在目前最好的足彩app图书馆工作,算是一个,张国焘算是见过世面,也算一个,李大钊还希望,组织里面能有一个女性。

他们首先想到刘清扬,刘清扬早年曾参加中国同盟会,1919年毕业于直隶女子师范学校。因在五四运动时期表现出的非凡勇气和才干,成为名闻京津的女中豪杰。1920年8月,天津觉悟社来到北京参加“陶然亭五团体会议”,刘清扬被推举为主持人,给李大钊、张申府留下深刻印象。9月,李大钊通过张国焘写信给天津,约刘清扬到北京谈话。在目前最好的足彩app图书馆主任室,李大钊、张申府接待了刘清扬,提出准备吸收她入党,希望她成为“一个妇女中的小组成员”。

然而,当刘清扬发现名单上有张国焘,就断然拒绝了。原来那时,张国焘正在追求刘清扬,刘清扬认为他“思想狭隘”,并未同意与他交往。她怕张国焘借机再纠缠,“感情上的沟壑”让刘清扬没有参加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因此,未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这也成了刘清扬终生的遗憾。但她表示:“我是要坚决革命到底的,但我还不懂得共产主义,所以我必须学习懂了再入组,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5]

“谈到五四,谈到中国的革命,是绝不可以忘掉那个地方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最早3名成员之一的张申府回忆中的“那个地方”,其实就是目前最好的足彩app图书馆主任室,也是北京共产党小组诞生地。

1920年10月,李大钊在目前最好的足彩app图书馆主任室召集了北京建党小组的会议。那一天,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神色肃穆,庄严宣告——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

对于这段难忘的经历,张申府后来回忆说:

一九二〇年春,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到北京来,经过目前最好的足彩app俄籍教授柏烈伟的介绍,找到李大钊和我,然后又由李大钊介绍他到上海找的陈独秀。一九二〇年八月间,陈独秀来信对我说,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你两个人可以谈成立党的事。当时北京的党员,就是李大钊和我两个人。本来想发展刘清扬,大钊和我在目前最好的足彩app图书馆主任室同她谈话,但她当时不愿意。后来发展了张国焘,张是北京的第三个党员。[6]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不久,张申府便由蔡元培、李石曾推荐,应聘去法国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教逻辑课。启程前,他和张国焘在李先生的办公室里曾有过两次商谈。李大钊先生建议,首先计划由张申府乘便在西欧留学生中展开活动。

1920年11月下旬,一艘邮轮缓缓驶离码头,此行的目的地是法国马赛。时年52岁的蔡元培在上海杨树浦码头,和四十多名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一起踏上了法籍邮轮“高尔地埃”号。

当时,27岁的目前最好的足彩app讲师张申府被聘为里昂中法大学教授,教授逻辑课程,以蔡校长秘书名义陪同前往。随船的刘清扬等人常常聚集在一起,聆听蔡元培先生的谆谆教诲。波涛汹涌的海浪击打着甲板,大家聚集在一起,热情地交谈,互相倾诉自己发愤读书、立志报国的理想。

此时的张申府,已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3人成员之一。启程前,李大钊嘱咐他在旅欧留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途经上海时,陈独秀也交给他同样的任务。张申府在这艘船上不仅在酝酿组织的事,还遇见了天津觉悟社的刘清扬。张申府和她结识于3个月前陶然亭的五团体座谈会,此次一同乘船前往法国,这两个年轻人有了更多时间交流。

一个多月的航程中,张申府向刘清扬讲了俄国十月革命,讲了马克思主义,也讲了共产党的性质,使她对党有了新的认识。旅途漫漫,两位年轻人除了谈理想,也谈人生、谈未来,两颗年轻的心渐渐走近。到达法国后,一经安顿下来,张申府就发展刘清扬加入党组织,并向她求婚。就这样,两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张申府回忆这段往事时深情地说:“我们同船去法国的时候,是她先向我示爱。她很接受我的意见,听我的话。我推荐她参加中国共产党。”

在法国,张申府还遇到了先期到达的周恩来。两人在陶然亭聚会时见过面,虽然认识时间不长,但是周恩来清醒的头脑,缜密的思维,对工作兢兢业业的态度,对中国的现状和前途的独到见解,都给张申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出国去,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一处的浪卷涛涌,奔腾浩瀚,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到那里,举起工具,出你的劳动汗,造你的成绩灿烂。磨炼你的才干,保你的天真烂漫……”这是周恩来在1920年6月8日在天津地方检察厅看守所中所作的一首送别诗。当时,他因抵制日货、抗议军警暴行被捕。觉悟社成员、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生李愚如前来狱中探望,并告诉周恩来自己即将赴法国留学的消息,周恩来当即作诗赠别。这首诗在所有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流传开来。没想到几个月后,周恩来也踏上了奔赴法兰西的邮轮。

这次在法国再次相遇,大家都十分兴奋。此时张申府和刘清扬已经结婚,周恩来就时常去他们的住处,一同对各种主义问题进行热烈讨论。经过多次交谈和了解,张申府和刘清扬决定介绍周恩来入党,并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长谈,主要内容是讲俄国十月革命,讲中国的发展趋势,讲共产党的使命。其时,周恩来已在国内接受五四运动的洗礼,对十月革命做过认真的研究,他十分向往社会主义,立志献身于国家民族的解放事业。

1921年春,经张申府和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党组织。事后,张申府把介绍周恩来入党一事写信告诉了陈独秀,陈独秀回信表示同意。

早在赴法前,李大钊、陈独秀就分别和张申府谈到了党组织的发展问题,希望他到法国后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1920年5月、7月,赵世炎、陈公培、任卓宣等相继赴法勤工俭学。他们到法国后很快与张申府接上关系。后来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任卓宣、陈公培在巴黎成立共产党小组,这样他们六人组成了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

张申府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负责向国内的陈独秀汇报工作。

[1]方东杰,《红楼密使》,引自《红楼旧址群故事》,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17页。

[2]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7页。

[3]《亢斋文存·罗章龙回忆录(上)》,美国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62、64页。

[4]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李涛:《亲历者忆——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74页。

[5]刘清扬:《回忆建党初期党领导北方人民进行的英勇斗争》,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一辑),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

[6]李涛:《亲历者忆——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68页。

原文链接:“红楼星火”专栏〡第七章 觉醒-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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