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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在国家博物馆揭幕。作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系列文化活动之一，展览汇集了49个国家的珍贵文物400多件。“大美亚细亚”展览的文物都是参展各国用心挑选的精品，每一件都具有不同寻常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但与通常以质料和工艺见长的文物展不同，这次展览的很多文物本是普通日用之物，它们反映着古代中外普通民众对异域文化的理解和爱好，更能代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

考古发掘材料显示，至迟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国与东欧地区就跨越中亚、西亚，发生了密切的交往，罗马尼亚、乌克兰等地发现的彩陶器便是最好证明。罗马尼亚、乌克兰以及苏联考古工作者在东欧多地发掘出土大量彩陶器，彩陶器的形态、纹饰与中国仰韶文化彩陶器十分相似。彼此相似程度之高，已经不可能用各自独立起源来解释，而只能是相互影响的结果。文化的交流从来不会局限于某类物品，因此，东西方彩陶艺术的高度相似不仅意味着史前彩陶艺术传播的浪潮，而且必然是史前文化交流的一次浪潮。这种史前时代就已发生的中外文化交流的主体是普通的氏族社会成员，他们对文化交流的愿望最朴素，但也最能持久。

相当于中国的夏商周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途径主要经由草原之路，这由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冶金术和马车的东传是这个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以殷墟为代表的商代中晚期各地遗址出土的马车、青铜器是最直接的表现。马车的流行，缩短了欧亚世界的距离。青铜兵器的出现，加剧了战争的残酷，也促进了社会的演化。青铜礼器的使用，使古代中国的礼乐文明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当然，以中国为主体的东方社会没有完全照搬照学外来技术和文化，夏商周时期的中国人很快用独具特色的冶铸技术代替了西方的块炼技术，所制造出来的青铜器更大，武器更锋利。不过，当年将冶金术和马车带到东方的只是普通游牧人和工匠，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会推动社会发展进程。东方世界的科技接受者们也都是当时最普通的人。殷墟等地发现的工匠墓葬狭小而近乎赤贫，他们的境况与庄严富丽的青铜器形成巨大反差。

张骞通西域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张骞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以大无畏的勇气“凿空”西域，使中外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时代。具体而言，使中外文化交流从之前的技术交流为主，转到了技术与产品交流并重的新阶段。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将长城和烽燧延伸到今新疆境内，为东西方人员的往来提供了安全保证和物资供应。一支又一支的驼队可以尽其所能，将中国物品驮运到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同时，那些难以以物质形态保存下来的西方物品如服饰、难以以物质形态呈现的西方文化如神话故事等也都随着驼队来到了中国，对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产生了影响。这些内容在画像石、画像砖、铜镜等再常见不过的中国古代文物上都有发现。这个时期由于社会的总体进步，社会各阶层的身份差异在缩小，普通民众拥有了一定的个人财产和支配权。可以说，中外文化交流的扩大和深入，使东西方人民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唐代开始，中国经济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而且经济中心转到了东南地区，那里的扬州、宁波、泉州、广州自然而然地成为对外交流的出发港。陆上丝路继续使用，但船运的优势是驼队无法比拟的。船舶的运输量大、破损率低，而且安全性高。与之前驼队只能主要运送丝绸之类的贵重物品不同，船舶能够运送各种物品，上至贵重的丝绸、香料、黄金制品，下至最普通日用品陶瓷器、茶叶等。最容易保留到今天的古代物品是陶瓷器，在红海、波斯湾和非洲东海岸发现了大量唐代以后的中国陶瓷，这些陶瓷器的形态和装饰多具有异域特色，很多类型在中国境内的城市遗址和墓葬中发现极少，这表明这些物品是中国的窑业工场接受了外国订单而专门生产的。西方文物在中国境内也有大量发现，一些纪念性碑石上还铭刻了当时西方人赞美在中国生活的文字内容。这些当然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但其意义似乎已经超出中外文化交流，甚至可以说中外文化在一部分人身上已经融为一体。

交流是人类的天性。“大美亚细亚”展览，让我们感受到，穿越时间长河的文物，铺展了一幅文明交流互鉴的画卷。历史事实证明，中外文化交流是给中外人民都带来福祉的交流，所以不仅能够长久，而且还随着中外人民彼此了解的加深而日益兴盛。（作者：韦正）

原文链接：「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讲述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故事《学习时报》（2019年05月24日 第A6版：文化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