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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良:锻造廉洁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干工程

党政机关及其各级干部同广大民众的关系问题,是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全局性问题,问题的主要方面是党政机关及各级干部的廉洁问题。因此,锻造廉洁的政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座大厦的主干工程锻造廉洁的政府要继续从制度、体制上逐步解决廉政建设问题,建立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实行执政、施政的阳光工程,切实加强党风、政风、官风的建设,进而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社会稳定和谐需要良好的干群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战略任务,是一项合乎民心的伟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这项工程如何实施?其主干工程是什么?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什么是和谐社会?主要是指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友爱融洽、和睦相处,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之间利益比较协调、社会机制运行比较自如有序。胡锦涛同志用28个字对此作了精辟的概括,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总背景是什么?我国社会的发展和改革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这是发展和改革的机遇期,也是各种矛盾凸显的时期。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对内政策和对外开放这五对关系,均不同程度存在着不协调、差异、矛盾。因此,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对这五个方面实行统筹的重要方针。

在各种社会矛盾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突出矛盾是什么?从社会政治角度看,其中牵动全局、影响全局的是党群、干群关系问题,说白了是官民关系问题。在我国现行的体制下,从广义来说,也可以说是党政机关及其各级干部同广大民众的关系问题。建立这两方面的更加良好的关系,是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全局性问题。而问题的主要方面是党政机关及各级干部的廉洁问题。因此,锻造廉洁的政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座大厦的主干工程。

廉洁政府事关社会公平

为什么应该把锻造廉洁的政府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干工程来抓?

1.在影响当前中国社会和谐诸因素中,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分配差距过大和扩大的趋势问题。在贫富差距中,富的一端有两种人:合法致富者和非法致富者;而非法致富者中有互相利用、互相勾结的两种人:经商中违法暴富者和官员中贪污受贿发起来的。如果说,民众中出现“仇富”和“仇官”情绪的话,那么,他们所不满和愤恨的是这些为商不法、为官不正的人。如果把这种情况说成是广大老百姓仇视一般的富人和官员,从而把由此引起的社会不和谐的责任推到百姓身上,显然是把是非搞混了。

在分配差距过大问题中,有一些是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的政策性问题。比如,在分配秩序比较混乱的情况下,一些垄断性行业的从业者、某些特殊职业者(如“歌星”、“影星”)收入过高。这也会引起中低收入者心理的不平衡,他们有时也难免会把这种“不公”归咎于“当家人”——执政党和政府。

2.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中,社会和谐与否与社会公平程度紧密相关。政府则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社会公共事业的建设来体现社会公平,从而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但是,我国对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的投入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国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刚刚开始,改革在一些领域也难免走弯路。但仅此解释还不能完全说服人,这里有个廉政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一方面不少中低收入者苦于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另一方面有的机关和官员,花起钱来一副富人的派头。公车制度、公款招待、公费出国考察(有的就是旅游),其中有多大比例是必需的?据计算,公车开销中,2/3不是用在公务上,即2000亿元被用于非公务上。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廉政同社会公平,从而同构建和谐社会是何种关系。作为共产党人,应该正视这个问题。

3.少数官员腐败是引起民怨、甚至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透露,2000年以来的5年间,我国检察机关查处了腐败犯罪分子20万人。20万在全国总人口和全国党政干部中的比例都可说是极少数,但这个数字平均在每个县的范围内就有六七十名犯罪分子。可以想象这在广大民众中给党和政府造成的影响是多么大,多么恶劣!还应该看到,少数官员腐败不仅激起民愤,而且有的直接引发了群体性的突发事件。中国社科院的一个专题研究报告说,2004年以后发生的130起农村群体性突发性事件中,近70%是因“土地纠纷”而发生的“警农冲突”。尽管冲突事件中,可能有由于群众的误会、猜疑而引起的,或者有个别“别有用心”者煽动挑起的,但反映的其实就是干群矛盾、干群冲突,暴露的应是个别官员的腐败问题。

上述情况说明,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影响社会和谐突出的、牵动全局的是党政机关、各级官员的廉洁问题。

从制度体制上锻造廉洁政府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党和政府表现出很大的决心和魄力,积极慎重、步伐稳健地推进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腐败现象滋长蔓延的势头得到遏制。但是,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是需要长期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的,不可能一劳永逸。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腐败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仍然是引发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反腐倡廉任务依然艰巨。

锻造廉洁政府这项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干工程,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1.继续从制度、体制上逐步解决廉政建设问题。政府同民众的关系、官民的矛盾是一个体制性的矛盾。上述许多弊病,产生于民主选举、民主监督和罢免制度欠缺的苏联传统模式。这种模式最关键的弊病在于实际上实行普遍的自上而下的干部委任制和任职终身制。这种制度必然使干部严重脱离群众,从而使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宗旨得不到体制保证。我们党一直用力改革这种体制,以干群、官民关系问题作为改革干部任用制度的核心问题来抓,而且有了很大进步。但要真正建立起党政机关和官员同民众的“血肉联系”,任务仍很艰巨。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把干部同“民选”、“民监”有机结合起来。

在这个问题上,我党理论上也有两大重要成果:三个结合——把党的领导同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三个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里的基础应该是人民当家作主。在中国,离开民主谈不上“科学”,依法执政也离不开民主这个基础。和谐社会在政治上就是要政通人和。只有政通才有人和。现代社会的“政通”,就是在民主机制下运转自如,安定有序。

2.逐步建立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是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这里的关键是加强社会基层民众在各类决策机关中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决策中的失误和问题是不能忽视的,最突出的例子便是截至2004年上半年的各类开发区(6000余个)70%被撤消了。从历史上看,决策失误是造成社会主义建设遭受损失的一个主要原因。现在的失误依然严重。一位地方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决策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而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则以数字说明:决策失误比腐败更可怕。防止决策失误的主要办法之一就是提高民众在各类决策中的地位和权利。问题很清楚,有的决策失误是少数干部为了树立自己形象,追求自己“政绩”,在缺乏民主决策机制的条件下,拍板定夺的,假如有同这些“工程”利益相关的群众的参与,许多失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决策的科学化固然要依靠各类专家(精英),但是脱离民众参与的精英决策也不可能是科学的。

用人其实也是一种决策。用人为什么失察、失当?一些腐败分子为什么在第一次作案以后还得到提拔?用人不走群众路线,或者做表面文章,是根本原因。

3.把政务公开作为执政、施政的一项基本制度来建设,努力增强政务工作的透明度。这实际上是廉政建设的一项阳光工程。这一方面我们有重要进展,比如通过网站公布政务信息、工程建设项目的公开招标、一些公用事业服务价格的听证会等等。但是暗箱操作的事情还是屡见不鲜。比如,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廉政建设的重要一招是官员财产的公开申报制度。中国说了好多年,现在情况如何?如此涉及廉政建设的重大问题,公开性和透明度是不够的。

透明、阳光,是最好的保持廉洁的消毒剂,以往官场上的歪风浊气,都是在缺少阳光的角落滋生蔓延的,这个教训在今天仍然值得记取。

4.切实加强党风、政风、官风的建设,这是民风、社会风气好转的关键环节。建立和谐社会要有精神支柱,这个支柱就是先进文化。文化是和谐大厦的软件,而“风气”可以说是软件中的软件。

现在,在党风、政风、民风上仍然存在着问题,尤其是弄虚作假和铺张浪费两种风气。这两股毒化社会肌体的风气同中国共产党历来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艰苦奋斗作风,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诚信是完全不相容的。正如温家宝总理最近在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指出的:现在,有些地方搞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不仅影响了当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且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和问题;一些地方和单位讲排场、比阔气,热衷于盖办公楼、搞高档装修,竞相办节、办论坛、花钱大手大脚,铺张浪费严重。他在充分、尖锐地批评这些风气后鲜明指出,“我们办任何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注重实效,不作表面文章”。

和谐社会需要有文明、健康的社会风气。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有赖于党政机关和各级官员起模范带头作用。这不仅有“文化”意义,而且对于维护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保持国家和社会主义性质,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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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良,男,1940年生,广东潮州人。1954年-1960年先后在广东汕头市华侨中学、汕头一中读书。1960年进入目前最好的足彩app政治学系学习。196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9年起任教授,1993年任博士生导师。曾任目前最好的足彩app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目前最好的足彩app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现仍任目前最好的足彩app俄罗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共产主义史学会副会长。

黄宗良长期从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理论、现状的研究和教学,其科研重点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995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2003年曾获北京第二届新闻奖一等奖。2004年与人合编合著的著作获北京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并曾被评为目前最好的足彩app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德育工作者。

2004年6月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4次集体学习会上讲解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黄宗良撰写和主编著作共10部,学术论文约100篇,其中有多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来源:《中国教育报》2006年3月10日第12版 

编辑: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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