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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我没有知识，但我有工夫，有本事。我的工夫和本事就是“叩其两端”，没有别的（“而竭矣”）。“叩其两端”是大工夫，大本事,是中华民族的大工夫，大本事，代表了中国典型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叩其两端简单之极，但简单而深刻，平凡而伟大。叩其两端不是目的，而只是为了审视和把握事物的全部。把握事物的全部也不是目的，其目的是“执中”，是找到两端中间的合适的所在。合适的所在有可能是中心、中点，也可能不是中心中点，但绝对不是两端，因此中国文化杜绝走极端。孔子很清楚，说：“攻乎一端，斯害也已。”（《为政》）如果只顾事物的一头，而不顾另一头，只顾脑袋，不顾屁股，那就祸害无穷了。其实“叩其两端”和“攻乎一端”，正代表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不同的运思模式。前者是中国的，即整体的，综合的，重在本质把握的；后者是西方的，即分析的，“拆零”的,重在细部构成认知的。  

美国有个思想家，叫托夫勒，他的著作《第三次浪潮》等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影响很大。他说：“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我们非常擅长此技，以致我们竟时常忘记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提出应向中国学习，“学会综合”。（《伊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序》）科学分析，即拆零固然很先进，很灵光，很有效，非常有助于对事物的构成元素的准确认知，然而对事物的整体把握，对事物本质的认知显然有其局限性。而中国整体性，重联系，重综合，重本质认知的思维方式正好可以弥补如此缺憾。因此，我们理想的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体用分明，中西交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在充分认识和坚持“叩其两端”，即整体思维的价值的同时，善于向西方学习，接受和汲取科学思维方式，优势互补，进而提升自己。其实早已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所谓洋务运动时期我国有识之士已经开悟，明确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劝学篇·设学》）的先进主张，然而，长期以来尤其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却走偏了，舍己而从人，不懂或忘却了自己，崇洋媚外，一味强调科学化，一味追从西方强势文化，于是导致了民族的不自信，文化的不自信。

其实不只是孔子讲中，讲执中，时中，“中”的观念非常古老，其直接导源于我们人文祖先对于天人关系或曰对天道，人道的认知。由我国最早的文献《尚书·盘庚》可知，自商代始，古圣先王及先哲就要求：“各设中于乃心。”（《尚书·盘庚中》）。周公更力倡“中德”，强调“中正”。《大禹谟》：“人心惟微，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酒诰》：“作稽中德。”而《逸周书》明确指出“人道尚中”（《武顺解》）。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中的观念似直接到源于《周易》。《周易》的尚中思想非常明显。《易·夬·九五》：“中行无咎。”《易·离·》：“柔丽乎中正。”《易·系辞下》：“若夫杂物撰德，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易·彖辞上》：“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与孔子同时或其后，老子强调“守中”：“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管子讲“立中”：“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法法》），“中正然后和调”（《王辅》）。庄子讲“得中”：“得以环中，以应无穷”。至于《礼记》更进一步而全面地阐发了“中”的观念，其所载子思《中庸》更是揭示出“中”的思想渊源，并开创性地提出了“中和”及“诚”的概念,认为中为体，和为象，中、和互为表里，中和是“诚”的基本表现形态。而“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诚者，君子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总而言之，尚中观念是先圣先贤的的共识，永远不失其重要意义。然而，事实是我们长期以来不懂得或忘记了先人的教导，而一味追求大、多、快、强等等，已经和正在付出不应有的沉重代价。

当然，“中”不仅渊源深厚，“峻极于天”，更乃“优优大哉”（《礼记·中庸》）有着极其深刻和广博的意义。《礼记·中庸》曰：“喜怒哀乐所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又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原来，“中”是一个天大的概念，指的是人类和天地万物内在本性的最适宜的状态。于是朱熹说：“（中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觉处。”（《答张敬夫书》）王夫之说：“盈天下只是个中，更无东南西北；盈目前只是个中，更无前后左右……天下之理统一于中。”（《读四书大全》）这正是中国人典型的宇宙观、世界观，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大智慧和大教养。充满天下的，大到天体，小到病毒 ，山川河流，飞禽走兽，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一切全然是一个“中”。宇宙是由包括人类在内的这个“中”和其他无数个“中”共同构成的，宇宙的意义是包括人类在内的这个“中“和其他无数个“中”相互作用而实现的。由此宇宙观便导发了中国的方法论，决定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典型的行为模式。即作为其中一个“中”的人类应该如何对待人以外其他的“中”？如何对待上天大自然，如何对待万物生灵？是对立、征服、消灭吗？绝对不是！而如果人类一旦真的把人以外的所有物种全然消灭，人类自己也就自我了断了。比如人类把所有动、植物消灭了，人类如何生存？人类将多么寂寞？！如果细菌、病毒被人类消灭了，人类就必将成为宇宙间最脆弱的生命群体。人类免疫力从何来，生命力何以提高？要知道细菌、病毒同样是大自然的造化，是生命，是宇宙生命链的一环。因此是人类的朋友，理应尊重和善待。细菌病毒之所以不时危害人生，并不是细菌病毒的罪过，而是人的问题，是人一味对抗，一味消灭，破坏了大自然生态平衡的结果。正是先人所谓“自作孽”，是人类狂妄自大，与小小细菌病毒一般见识的恶果。

其实人类的教训，或者说大自然给人类的报复或惩罚已经太多太多了。比如当年灭四害，灭老鼠，结果怎么样？越灭老鼠越多，其作害范围越大。原因很简单，一是人培养了老鼠的生命力，二是人在灭老鼠的同时，把老鼠的天敌消灭掉了。所以我们说，老鼠为害人类并不都是老鼠的罪过，而是人类自己的罪过。总之，与大自然，与万物生灵不能对抗，不能征服，更不能消灭。那怎么办？我们的先圣先贤早已指明：“与物同体”，要“大其心”，“体天下万物”，与万物生灵和谐共生，和平相处。人类应自觉参与大自然的运化，自觉维护大自然的生态平衡。这就是张载，横渠先生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其实人类没有资格，也没能力与大自然对抗，更不可能征服。因为人类只是天体之一，人类生命来源于天，人的行为离不开天，更重要的是人类本身是有限的存在。孙猴子本事大，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但最终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人饿了就得吃，渴了就得喝，困了就得睡，到死的时候就得死，别无选择！如果对抗，饿了不吃，那是自讨苦吃；渴了不喝，困了不睡，那是自找麻烦；死的时候不死，不可能！今天大自然出了问题，地球出了问题，都是因为人类迷信“征服自然”之荒谬论点，狂妄无知，贪婪无度，肆无忌惮。当年意大利思想家奥佩奇说得很有道理，他说当年造物主操之过急，筛选不慎，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遗漏了一个错误的物种，这就是人类。

除如上所谓“横渠四句”外，张载先生还提出一个令人振聋发聩的概念，我们不妨称之为“横渠四字”，这就是“民胞物与”。何谓民胞？民者人也。所谓民胞即凡人皆同胞，天下人都是同胞。这代表了中国人的大情怀，大智慧，大境界。在我们先圣先贤看来，无论白人黑人，都是大自然的造化，同属人类生命共同体。横渠先生的思想来自孔子，孔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当然孔夫子有其局限性，虽也“望洋兴叹”过，但毕竟没有出过国，故而只讲“四海之内”。假如他老人家今天出了国，那回来一定会说，我们都是地球村里人。

何谓物与？就是人类所获得的一切都是万物的给予。人类所呼吸的空气，喝的水是上天大自然给的，吃的猪肉是猪给的，喝的奶是牛羊给的，人的免疫力是细菌病毒给的。人类与万物生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因此人类理应与万物生灵亲和交好，而绝不能一味征服、消灭，一定要自觉维护大自然的生态平衡。

下面讲“庸”。

“中”是适中，是合适，“庸”就是用中，即按照适中、合适的方式做事。《庄子·齐物论》：“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说文解字》：“庸，用也，从用庚。”“用，可施行也。”《尔雅》：“庸，常也。”包括上揭郑玄诸家一无异议，皆然认为庸义有二：“用也，常也”。用即用中，即按照合适方式做事。按合适的方式做事就必然有一个合适的结果，其最恰当的表述就是“常”。常者，常规、常态、常行。按合适的方式做事就必然成为经常、平常、日常、正常，成为不可更改，不可变动之常，成为常然之理，不易之则。所以二程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而何以成为不易之则？因为极天用中者非他，是尧舜等先王圣贤。我们的先王圣贤用中，即依照合适方式做事，就自然成就一个合适的结果，他们的行为就自然成为社会成员世代奉行不变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这就是孔子所谓“三畏”之一：“大人之言”。

任何事物或许都可以反，可以丢，然而“常”则无论如何不可反，不可丢。反了就是反常，丢了就是失常。而又有谁能够并愿意反常、失常！比如说，我们中国人除了黄皮肤黑头发以外，语言、举止、作派等等都有一脉相承的一定之规，都有一成不变的道德准则。再看一家人，爷爷、儿子、孙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举止做派，语言腔调都非常相像，这是正常的。而一旦某一门某一辈某一人长得不一样了，举止做派、语言腔调变了，那只能是一个词：“反常”。那就要审查了，而首先要查他基因，那很可能是小时候抱错了，要么得病了，要么吃错药了。否则，怎么可能反常呢？！

宇宙人间不能反，不可丢的“常”大抵有二：一是天常；一是伦常。所谓天常，就是上天大自然按照合适的方式做事的结果，其表现就是天覆地载，日月代明，四季更迭，昼夜变化，山川河流，禽飞兽走。这能反能改吗？人类的本事再大，科技再发达也是无法也不能改变的。人类总不能把天地倒个，日月互换位置，四季随意调整吧！所谓伦常，就是孟子所谓“五常”，即五大社会伦理关系：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每个人都无不生存在这五大关系之中，非此即彼，概莫例外。在这五大关系面前，任何人都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是天经地义，天造地设。总之，无论天常伦常都改不得，反不得。否则必然是宇宙大战，社会大乱。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儿子造老子的反，老婆造老公的反，下级造上级的反，结果社会大乱，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灾难。因此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反常运动。

“中”是合适，“庸”是用中，是以合适方式做事。那么，“中”、“庸”二者关系如何认定？其实很简单，“中”属内，“庸”属外；“中”为体，“庸”为用；“中”是目的，“庸”乃手段。用二程的话说，“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于是林语堂先生基于此认为中庸乃“中心之常道”，或“内在的不易之道”，以至于把“中庸”解释为“宇宙的道德秩序”（《国学拾遗》）。总之，中庸精神就是如王夫之所云“处然而宜”；就是冯友兰所谓“三个恰当”：“适时”、“适地”、“适度”；总之就是把握以合适，行之以合适，落实于合适。中华文明之所以绵绵不断五千年，正式中庸观念在此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主导作用。

至此，我们还需要作进一步思考，究竟什么是中庸？什么是合适？中庸的标准、基本内涵和基本表现形态是什么？两大标本摆在我们面前：一上天，二祖先。上天和祖先最合适，最恰当，毋庸置疑是中庸的最高典范。而我们只有认识，理解了这两大标本，才能真正把握中庸精神，理解中庸的基本内涵，懂得中庸的标准，及其基本表现形态。

我们看上天，是那样的美仑美奂，无尽的生命，丰富的动力，严整的秩序，圆满的和谐。天覆地载，日月代明，四季更迭，昼夜交替，山矗川流，禽飞兽走，万物生生不息。大小天体，各就各位，有条不紊，何其协调。再看我们的祖先，多么神圣，多么英明，有如此大智慧和大教养：他们为我们选择了合适的国度，合适的生存空间——中国；为我们选择了合适的生产方式：农业——人类生存之本；为我们选择了合适的生活方式——心灵化的生活；生养造化了最合适的人种——唐人。

通过对这两大标本的观察、理解和体认，我们终于找到了答案。所谓中庸，所谓合适的标准原来只是两个字：一个是序，一个是和，即秩序与和谐。天体宇宙既是严整的秩序，又是圆满的和谐，秩序与和谐是天体宇宙的基本状态，是天体宇宙运行的大准则。我们的祖先发现了这个大准则。这是一个伟大发现，由此引起全世界思想家或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羡慕，甚至嫉妒。印度诗哲泰戈尔说：“中国人本能地发现了事物旋律的秘密。这个秘密不是科学权力的秘密，而是表现的秘密，而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个秘密。我实在妒忌中国人有此天赋，愿我们的同胞能共享此秘密。”泰戈尔所谓事物旋律的秘密不是别的，正是秩序与和谐这一天体宇宙运行的大准则。

我们祖先发现了这一“秘密”，这一大准则，进而用以规划人道，规划、安排、组织中国社会。于是，中国就成为了“礼仪之邦”，中国文化就成为了世界上独树一帜的礼乐文化。因此我们说中国文化是中庸文化，是以中庸观念为核心的礼乐文化。而礼的基本精神就是序，乐的基本精神就是和。礼和乐是古典中国社会的两大支柱。《礼记·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二程说：“礼只是一个序字，乐只是一个和字。只此两字，含蓄多少义理。”

行文至此，我们便可终于理解《仲尼燕居》所谓：“将何以此中者也？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以及《荀子·儒效》所谓：“曷为中？曰：‘礼义是也’”了。“中无实体”（朱子语），礼义就是“中”的主要的，最有意义的具体体现，就是先圣先贤“用中”的伟大成果。正如我们在《礼与礼器》长文中所言：“礼是人文祖先基于中国独特的生态机制的伟大创造。”《尚书·仲虺》曰：“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义者宜也。“义是心中之得宜处，以之制事；礼乃事物当然之节文，以之制心”（钱穆语）。故而孔子最为重视“礼”，一再强调：“不知礼无以立”（《季氏》），“君子以义为质，礼以出之……仁能守之”（《卫灵公》），“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于是荀子进一步指出：“礼也者，人道之极也。”（《礼论》）总之，我们有理由认为庞朴先生说得很到位：“礼是政治的道德。”

作者简介：

张辛，字此夫。著名学者，目前最好的足彩app教授，博士生导师。考古学家、国学家、书法家,文物和书画鉴定家，古诗文碑志作家。兼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目前最好的足彩app书画协会会长，教育部人文学科学位论文评审专家，中国最早的考古学博士之一。曾被评为“目前最好的足彩app十佳教师”，被聘为全国“真语文”系列活动总顾问。参与编写大型考古报告《天马-曲村》著有《中原地区东周陶器墓葬研究》《礼与礼器》等，曾主编《中国楹联大典》《国学启蒙金典》等。

原文链接：张辛：孔子“中庸”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