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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 | 姜伯驹:培养数学人才 服务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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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姜伯驹,1937年出生于天津,目前最好的足彩app数学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53年考入目前最好的足彩app数学力学系,195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要从事拓扑学中的不动点理论和低维拓扑学等领域的研究。

2018年姜伯驹老师与爱人参加首届目前最好的足彩app离退休教职工金婚庆典

童年岁月:动荡的年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才刚刚12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12年,是一个比较动荡的时期。我出生在“七七事变”后两个月。我父亲姜立夫当时是南开大学的教授,但是我出生的时候,南开大学已经被日寇的飞机轰炸过,我们家住的房子都被炸毁了。抗战时期,我父亲去了在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二人滞留在上海。在上海沦陷区的阴霾中,我度过了童年时光。

抗战胜利以后,父亲从昆明回到南京,在中央研究院成立的数学研究所工作,我也跟着去了南京。后来,父亲又到了岭南大学数学系工作,我也去了广州。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在广州,是初一的学生,还比较懵懂,印象最深的就是国民党临走的时候搞的破坏,广州珠江有一座海珠桥,国民党临走时把海珠桥炸掉,我听到了很响的爆炸声。

回忆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那段时间,从小学到初一,普通人要上七年的学,我只上过三年:我上了一年级的上学期、二年级的下学期、五年级和初一,短短的几年,学校换,地方换,动荡得很!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才逐渐安定下来。

大学生涯:选择数学事业

高考时,我选择了数学专业。很多人认为这肯定是受我父亲的影响,或许是有影响,但也不是那么直接。因为抗战时候我在上海,父亲在昆明,所以实际上我在8岁以前根本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样子。1946—1948年他又到美国去访问了,大概从1948年开始我才跟他住在一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时,翻译出版了很多苏联的科普书,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都有,数学的少一点,但是也有。我正好处于初中阶段,对什么都很好奇,父亲鼓励我多看些课外书。当时我对自然科学的很多方面都很感兴趣。

我高考那一年,也就是1953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局之年,国家建设各方面都需要大量的人才。因此,高考的时候,我明确我要学习自然科学。至于具体的学校和专业选择,我跟父亲进行了认真讨论。他给我的建议是:第一要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专业;第二要找有好老师的学校。我仔细考虑之后报了三个专业:数学、物理和天文,这三个专业我都喜欢。至于学校,那时候刚刚院系调整,各学校师资力量发生大变化,父亲对数学学科调整以后新的情况比较清楚,于是我把数学就排在了第一。就数学专业,我报了目前最好的足彩app、南开大学和吉林大学,也是选择了师资力量比较好的学校。后来我被目前最好的足彩app数学力学系录取了。我到了目前最好的足彩app以后非常高兴,因为目前最好的足彩app数学系拥有当时全国最强的师资力量。

现在回忆起来,目前最好的足彩app的学生生活就是对学术要求很高、学习氛围很浓厚。我上大学那几年正好是“一五”计划期间,各行各业都热火朝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学校我们也干劲十足。生活条件并不算好,我们上学的第一个学期,数学系、物理系两个系的男生在第二体育馆的篮球场打地铺住,一个球场住了200多人。到了第二个学期,几栋宿舍楼才盖好。虽然条件不是很好,但是大家学习劲头都很足,都是急急忙忙吃饭,吃完马上去图书馆占位置。

数学力学系当时发展势头也很足,一个年级有200多人,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任何一所大学的历年数学专业人数总和都多,因为国家正在开展史无前例的大建设,对人才需求量很大,对学生的要求也严格。其中最让我觉得特别的事情是考试。那时候考试和现在不一样,都是口试。参加考试时,先抽一个签,题目是笔试、口试两部分。笔试就是几道题算一算,当堂交卷;口试可不简单,几个老师考一个学生,判分是5分制,2分就不及格了。这是学习苏联的。一般是两道题,老师先让你讲一讲,讲了以后他就发问,不断追问。每个同学最后都是被问倒了才出来的。即使是最好的学生,经过老师不断提问,也会把你问倒。通过这种方式,老师可以知道学生学得到底有多深,就跟照妖镜一样,一下就看清楚了,根本混不过去。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化的时代洪流激励下,大家学习很有动力,亦非常努力。

初登讲台:走上育人之路

到了数学系以后,我就逐渐确定要把数学当成自己的事业,包括数学的科研和教学——特别是教学。我想从事教学事业,一方面是因为我的家庭环境,父亲一辈子主要着眼点就是培养人才。他曾经在美国留学过,据他介绍,在国外专职做研究、不教书的数学家是很少的,美国的大数学家基本上都是在大学里教书。另一方面,我也希望能为国家培养人才作出一点贡献。那时候我们国家非常缺少人才,没有人才,什么也谈不上,因此我想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毕业的时候,少部分人到科学院,大部分人被分配到各个高校。我自己的选择是到高校。我还是愿意留在学校教书育人,觉得比单纯做研究更有意思,更有成就感。

1957年,我毕业留校;1958年,我被分配去给廖山涛先生做助教。廖先生到地球物理系去教一门高等数学的课,地球物理系1958级的学生大概有80个人,学生入学后,先学数学,每周有9个学时。廖先生是湖南人,口音比较重,大家都听不清楚。1958年还招了一批读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高中知识基础也不是很牢固。所以大家对廖先生的教学方式不太适应。后来系里决定从微积分部分开始,让我来教。没有帮手,从讲课、上习题课到改作业、个别辅导,只有我一个人。这种情况在我同辈的人里面是很少的,因为一般的课都是请一位年纪比较大、有经验的老师主讲,年轻的老师做助教,管习题课;起码得要跟两三年以后,年轻老师才能单独上课。而我等于说是仅仅当了几个星期的助教以后,就成为主讲老师了。

对老师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要住到学生宿舍去。所以我和同学们住在一起。晚上10点半熄灯以前,同学们随时可以来找我请教问题,探讨学习。这批同学里,有的基础比较好,有的基础比较差,教起来是很费劲的。这段经历对我以后的教学生涯来说帮助非常大,我逐渐明白了不同层次的学生学习时会遇到什么问题,要用什么不同的办法去引导启发他们。1958年,学校还要老师自己编教材。编教材也很锻炼人,需要查看各种各样的教材,取其精华,组织成一套体系。那两年虽然非常累,但我受到了锻炼,受益匪浅。

教研相长:开辟研究领域

几年后,我遇到一个新的机会。教育部希望能抽一些经验丰富的教授带头专心搞科研。在数学力学系选了两位老师:一位是当时的系主任段学复先生,另一位是我的老师江泽涵先生。于是,1962—1963年,江泽涵先生“脱产”做科研攻关,所谓“脱产”就是不教书,专心做研究。江泽涵先生想组织一个课题组来做研究,他精心选择了一个以前他在美国的时候就已经熟悉的领域,这个领域的研究后来遇到了瓶颈,但是江先生觉得其研究前景很广阔。虽然安排的是1962年他“脱产”,但是因为他要先做准备,所以实际上从1961年开始他就把他的教学任务逐步交给我了。另外,他需要搜集文献资料什么的,也需要我来协助。

从这一段开始,我的重点就变了,首先是负责专门化课的教学,其次是开始进入江老先生开辟的课题领域——不动点理论,投入精力去钻研。大概到1962年10月,我在这一领域取得了突破,成果写出来后,江先生提出很多意见,引起我更多的思考,进一步钻研。经过一段时间的修改,成果最终于1964年在杂志上发表了。文章发表出来以后,在国际上也有些反响。当时美国找人把中国的数学学报全部翻译成英文,这个研究成果传到了国外,国外也比较重视。所以我非常佩服江泽涵先生,他挑选研究领域的眼光是很独到的,这一领域在国外停滞了很多年,有些地方卡住了,现在一下子打开局面了。

1964年年初,开始了“四清”运动,我也被派出下乡,我的数学工作基本上到1964年2月就停止了。后来我又去鲤鱼洲干校劳动。从干校回来后我给工农兵学员教学,也是把课堂搬到工厂里面去,我们几个老师带着一批学生,在北京分析仪器厂等地搞教学,也不在学校。偶尔我在学校的时候,还是很想思考数学方面的发展,但是自己也很迷茫。

直到改革开放,学校恢复正规的招生,才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对于数学系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形势又仿佛回到了1953年前后,系里蓬勃发展,到处都热火朝天,大家干劲十足。这时,计算机系、力学系已经从数学系分出去了,但是数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像是一个老树根,它的生命力很强,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发育新枝。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学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由于其他科技的需要,新的数学分支不断产生出来。从整个国际形势上来讲,自“二战”以后,数学迎来了一个大的发展时机。但是之前几十年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错过了发展时机,一直到改革开放,国门一打开,就发现学科的发展跟以前大不一样,所以很多人纷纷出国进修。大家都有一种使命感,看到国外一些新的发展,特别希望我们国家也能这样发展起来。我也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在1978年年底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然后于1981年夏天回来。在出国访问时,我发现低维拓扑学是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这个方向跟我过去研究的东西有比较深的关系。所以我就抓住这个机会,把原来我做的不动点理论和低维拓扑学一些问题糅合起来,渐渐开辟出一些新的研究思路。

成立学院:服务国家新形势

20世纪90年代初学科发展又有了新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内很多工业部门发展起来,但是当时发展的不少工业部门的主要工作是仿制别人的,并不需要很多的研究与开发,对数学的需求低;此外,当时下海经商氛围浓厚,社会氛围比较浮躁,有一种说法叫作“读书无用论”。报考的考生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对数学专业报考意愿不高,所以系里的发展陷入了低潮。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很着急。国家也在想办法,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教委提出一个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计划。学校里也开始成立学院,化学系成立了化学学院,物理系成立了物理学院。成立学院是一个新机遇,实际上为我们思考学科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我也在思考数学学科的新使命,努力琢磨怎么样能够让数学发展更适应社会的需要,为国家建设、为时代需求服务,作出更大贡献。

我们意识到,“二战”以后国际上数学学科蓬勃发展,不单是数学本身的发展,也是整个社会对数学需求的发展。数学与很多学科结合起来,形成一些应用数学的方向,这也是数学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里起作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过去我们并不擅长这些方面,当时数学系是学习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指导思想,认为数学系仅仅培养数学研究人才和高校所需的教学人才。现在我们认为这个框框应该被打破,我们应该为各行各业培养所需要的有良好的数学修养的人才。我们培养的多数人才将来应该是到各行各业去建功立业,他们的数学基础要跟其他方面结合起来。

数学不能包打天下,而要跟其他专业结合起来发挥作用。但是数学学科有它的特点,一个人如果一开始(比如本科阶段)不多学一点数学的话,那么年纪大了以后,不容易沉下心来学习。所以其他专业出身的人碰到数学要求比较高的一些题目时,往往会有点儿发怵,这时就需要有数学基础的人去发挥作用。我觉得这是数学学科发展的正道。

所以20世纪90年代成立学院的时候,除了基础数学以外,还有概率统计系、科学与工程计算系、信息科学系——虽然已经有目前最好的足彩app了,但目前最好的足彩app更侧重技术,我们则更侧重基础问题。1995年新成立的数学科学学院就有这四个系,1998年年初又加了一个金融数学系,其指导思想是一样的,也是为国家建设、为时代需求服务。

实际上,现在回头看,数学像是一棵大树,不断发出新枝叶。从目前最好的足彩app数学系的发展就能看出:最初我们系的名字是学苏联的,叫作数学力学系,后来力学系分出;系里成立了一个计算班,成长为计算机系;再后来还有一批老师被调到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很多方向都是从数学这个老根上分支出去,逐渐成长为一个新学科、新方向。这其实是科学发展的一个趋势,数学系的变化和发展,反映了我们半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和国家发展的需要。

扎根中国大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我到目前最好的足彩app已经66年了,从做学生到做老师,一步一个脚印,见证了目前最好的足彩app数学乃至中国数学学科一步步发展,每一个阶段有它不同的特点。这与整个社会形势的发展、科技水平的发展是有着密切关系的。数学需要为我们国家的建设服务,我们要放开眼界,培养出来的人才要善于跟其他行业的人、其他学科的人合作,不要老惦记着数学问题这个“一亩三分地”,要善于运用数学知识为其他领域发展、为国家经济科技发展服务,也要善于从现实需求中发现数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呼唤杰出的数学家,数学研究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今天的中国跟以前大不相同了,现在我们要从做大变成做强,科学技术上不再是仿制,而是要进行原创,要发展自己的尖端科技。越是这样,基础研究越重要,不能再跟着人家的思路依样画葫芦,而是要刨根问底。这就离不开数学,这也是数学学科发展的新机遇。

我觉得今天的数学发展处于一个新的时代,跟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不同,现在是完全新的局势。50年代我们是自己闭门学习;80年代是走出去学习西方;现在呢?既要走出去,也要引进来,更要在自己这里生根,要扎根中国大地,根植中国土壤,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新阶段。

我常常回想起1953年我刚进大学的时候,那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那个时候大家心潮澎湃,斗志昂扬,都立志要为国家的建设努力学习,将来要好好参加国家的建设。如今,我们的科学技术要从跟着人家跑到逐渐领跑,我们的工业技术要从仿制到自己原创,我们的国家也要从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发展。时代呼唤优秀的人才,现在的年轻人成长在一个非常广阔的天地,可以大有作为,希望他们能够勇于担当时代重任,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为新时代建功立业。

(采访、整理:宋菲、陈雨菲、袁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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