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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最好的足彩app，几乎找不到哪一个学生没有听过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的讲课或演讲。而听过林教授讲课的人也会不约而同地得出这样的印象：鲜活、透彻，有大气象。这种印象和评价自然也为不少国内外经济学界同行所感，于是也就有了林毅夫教授应久负盛名的“马歇尔讲座”之邀、远赴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

11月6日下午，林毅夫教授从“马歇尔讲座”回国的第二天，记者如约来到他位于未名湖北岸的办公室，一同分享林教授英国之行的收获。窗外，朗润园的秋意浓融，午后的阳光铺洒在林教授书桌前的地面上，让人有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对话也便在这样的气氛中开始了。

“马歇尔讲座”首次迎来中国经济学家

早在2005年，林毅夫教授便接到了来自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的邀请，这种提前两年发出邀请，给主讲者充分时间准备的传统，成为该讲座名扬经济学界的一个显著标志。在这种传统下，已登上“马歇尔讲座”讲坛的60位经济学家中有14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包括2006年的主讲者Eric S. Maskin 获得了今年的经济学“诺奖”。55岁的林毅夫教授成为首位被邀请到该世界顶级讲座的中国学者。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

“利用这个机会，我将二十多年来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包括将理论体系加以模型化。”林教授告诉记者，为了英国之行，他准备了七个经济学数理模型，而演讲时只用到了其中的一个。其他的准备还包括，10月17 日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预演讲并接受近50名听众的提问以及经济学界同行的评论。

伦敦当地时间10月31日和11月1日两天的下午，林毅夫教授庄重地迈上“马歇尔讲座”，将自己多年来的研究聚焦在了一个题目上：“发展和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结合中国自身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诸多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转型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林毅夫在讲座中系统阐述了他对发展和转型，这两个关系到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发展中、转型中国家人口的福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林毅夫认为：在现代社会，技术的不断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而一个国家最优的产业技术选择决定于其要素禀赋结构，也就是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的相对丰富程度的状况。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按照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该经济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会具有自生能力，经济会有最大的竞争力，能够创造最多的剩余，资本积累的速度会最快，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技术水平就能够得到最快速的提升，并且，在产业技术水平提升时可以发挥后发优势，而使其产业技术的提升速度高于发达国家，而快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或赶上发达国家。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决定于政府所采取的发展战略，及由此所形成的各种政策和制度安排。政府的发展战略由政治领导人制定，政治领导人在制定政策时，又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可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思潮，却鼓励资本极端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去优先发展不符合其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按照这种主流思潮来制定政策，结果，其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依靠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干预和扭曲所提供的保护和补贴，虽能将这种产业建立起来，但保护补贴的结果也同时造成寻租行为盛行，经济效率低下，最终危机不断，不仅未能赶上发达国家，而且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其政治领导人虽也受到当时主流思潮的影响，但因自然资源贫瘠，难于动员足够资源去补贴赶超企业，只能亦步亦趋，依据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来发展产业，从当时的主流思潮来看这些经济体的发展政策是错误的，但却取得了奇迹式的增长，成为二次世界大战后唯一赶上或大量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经济体。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因危机不断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帮助下纷纷进行经济改革和转型。当时主流的理论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苏东采用的“休克疗法”就是其中的一个版本，“休克疗法”就是一个国家的转型要成功，必须把原来的各种对市场的干预扭曲同时消除，彻底市场化、私有化、保持政府预算平衡等。这个理论的倡导者认为，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初始困难被克服了，经济会迅速恢复并快速增长，会呈现一个“J”字型的路径。主张这种思潮的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在邓小平领导下所推动的渐进式双轨制改革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但是，按照“华盛顿共识”来制定转型政策的国家，其经济发展的路径却呈现了“L”字型，也就在转型以后，出现经济崩溃和长期停滞，而中国的经济却一直保持快速增长。

林毅夫认为，“华盛顿共识”的失误在于，忽视了转型前大量企业缺乏自生能力，以及各种干预扭曲实际上内生于保护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是不得已的“次优”选择。但是，“华盛顿共识”将其视为可以随意去除的外生扭曲干预，结果导致那些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不是大量倒闭，致使经济崩溃，失业大量增加，就是在私有化以后，政府以更为隐蔽扭曲的方式，保护补贴那些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而使效率更为低下。相反，中国的渐进双轨制转型方式，首先提高农民和国企员工的积极性，这使得生产效率提高，产生了一个经济增量；其次，中国允许非国有企业进入原来受抑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同时对原来的赶超部门给予必要的保护补贴；最后，在计划轨越来越小，企业的自生能力有所加强，社会的承受力也大为提升时，才消除原来的干预补贴，将计划轨并入到市场轨，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国经济的这种转轨方式既避免了“华盛顿共识”改革所出现的崩溃，还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之所以采取渐进的双轨制转型，既因为这个转型是在第一代革命家的领导下进行的现实原因，也有在资源短缺情况下，中国社会所形成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文化和政治传统的原因。

从上述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经济发展以及中国经济转轨的成功，以及其他地区的国家的失败有其“必然性”。林教授认为理论研究的目的，就是从必然现象中了解其成败的原因，以帮助其他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能够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在讲演中，林毅夫特别强调，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成立的，而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例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讨论经济转型时，主流经济学界经常用的一个形象比喻是“不能分两步跨过一个沟坎”，但是，这要看这条沟坎有多宽、多深，如果是一条小水沟，确实应该一步跨过。如果是一条又宽又深的沟，想一步跨过，必然会掉到沟底。中国采用的双轨渐进的方式，逐渐把沟坎填窄、填平，最后才一步跨过，比一开始就想一步跨过的方式好。

来自一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大国——中国的经济学家，提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和转型的一个新理论，自然引起了国外经济学家们的热切关注。

一位经济学家问到：中国的政府有很强的执行能力，那么对刚从部落社会走出的非洲国家，这套理论是否还适用？林教授的解释是：不管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比较而言，政府总是最强有力的组织，而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和根据双轨制来转型，对政府的执行能力要求是很小的。像非洲的博茨瓦纳，从1960年代独立以后按比较优势发展资源产业，和四小龙一样，经济一直发展很好；非洲的毛里求斯，原本实行的是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产业，70年代以后也实行双轨制转型，和中国一样也取得了很好的经济增长绩效。因此说，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的经验，不仅是中国和东亚的，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当然，中国和东亚发展、转型的成功经验，也必须创造性地和具体的国情相结合才能对其发展和转型有所帮助。

在众多经济学家的评价中，有这样一种看法颇具代表性：“好久没有听到对一个大问题如此观点鲜明、层次清晰、逻辑严谨的报告了。”在林毅夫看来，之所以会这样，是由于发达国家的主流学者，对现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的问题没有切身的体验，总是从发达国家的视角来看问题，像是雾里看花，顶多也只能做到瞎子摸象，只见一部分而难以把握全局。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一般抱着“西天取经”的态度来学习西方主流理论，在谈到发展或转型问题时，大多引用西方的理论来分析，或是仅谈一些观点，还没有独立地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把实际的经验提升到理论的层次，并进行系统论述。

在剑桥大学逗留期间，剑桥大学经济学院给林毅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院走廊墙上悬挂的马歇尔、庇古、凯恩斯、罗宾斯夫人等十多位著名经济学家的头像，皆是曾经引领世界经济学思潮的一代宗师，展示剑桥大学曾是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的昔日辉煌。“这也让我更加坚信：‘世界经济的中心，就是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的观点。其原因在于：经济学理论是解释经济现象的一套简单逻辑体系，解释的现象越重要，这个理论的贡献和影响也就越大。而发生在世界经济中心的经济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在提出理论解释现象时，就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因此，当英国是世界最强最大的经济时，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在英国，而当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最强最大的经济时，世界的经济学研究中心转移到美国。到了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也将迎来经济学大师辈出时代。”林毅夫于1995年为祝贺《经济研究》创刊四十周年而写的《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一文中提出了上述观点。

终生所系“中国经济研究”

对于这次荣幸被邀马歇尔讲座，林教授将原因归结于“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是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人对中国经济和中国的经济学家的理论分析感兴趣。” 

说起中国经济研究，林毅夫教授在美国读书时就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中国的农村改革。1986年林毅夫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7年回国，供职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1994年创办目前最好的足彩app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20多年间持续关注中国经济。采访中，林教授向记者透露了一个小故事：回国前，许多关心他的老师和朋友劝他不要回来，因为在中国缺乏研究必要的书籍、资料和条件，不可能做出成绩来。但他认为，中国的改革给经济带来许多值得研究的新现象，这是做出有价值的研究的最重要的条件。因此，1987年他毅然回国，不过，他没有忘记带回30箱的书籍文献。

1988年对于林毅夫教授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在这一年，他对中国经济问题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在这之前，遇到中国经济问题时，我也习惯套用外国的理论，把外国理论作为标准来做政策评论和建议，但是在那年突有所悟。”1988年，中国的通胀率高达18%，按照国外标准的理论，遇到通货膨胀时应该提高利率，以抑制投资，鼓励储蓄，减少消费，把通货膨胀压下来。但是，中国政府却不愿意提高利率，而采取砍信贷、砍投资的方式来减少投资需求。林毅夫发现，政府之所以这么做，是由于许多国有企业只能靠低息贷款来维持生存。由此追溯下去，一整套针对计划经济中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和剥夺企业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的三位一体理论体系，便了然于胸了。

经济学界公认，林毅夫教授对中国经济研究的贡献是：“率先运用规范的现代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并形成一个一以贯之、自成体系的理论”。纵观20余年林教授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最早研究的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回国早期也仍继续进行农村方面问题的研究；80年代末以后，研究的领域逐渐扩展到发展战略、宏观经济、国有企业、劳动力市场、金融结构、经济学研究方法等等，但研究对象始终围绕中国经济现象；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是他首次以自己的理论体系来解释分析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的诸多现象和问题。“马歇尔讲座”所准备的论文，就是在《中国的奇迹》一书的基础上，将自己的理论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的系统梳理并加以模型化，以此来解释分析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个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成功和失败的事实。

对于20多年来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林毅夫教授本人的感受是“欣慰”二字。“从1988年开始形成这套理论体系到现在的20年间，我一直是以这套理论为框架来分析中国改革中出现的诸多现象和问题。”在林毅夫研究的众多领域的背后，是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他讨论过的问题很多，但观点之间前后都保持高度一致。用林毅夫自己的话说就是“理论之间不‘打架’”：他所做的分析和预测基本上都被验证了，有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大的方向上还没有出过错。

林毅夫教授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持续研究，也为他赢得了包括两个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教育部的两个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法国奥佛涅大学荣誉博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在内的众多荣誉；从1990年到2000年，林毅夫教授在国际主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数，在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中排名第237位，论文被引用数则排名第205位，在全球的华人经济学家中这两项都排名第二。

“中国会赶上美国，中国会恢复自己的历史地位，成为全世界最大、最有影响的国家。”在2006年“北京论坛”闭幕式上，林毅夫教授充满自信地表示。而这种信心来自于理论的分析和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20年间，林毅夫本人的经济理论和推论一再被经济发展所验证；即使面对外国学者对“中国经济的各种怀疑”，林毅夫教授也信心不变，这种信心用他的话说来源于“对这些问题背后原因的了解”：“我知道中国问题的原因所在，也清楚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并且看到了我们的社会是往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在发展。”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理论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也会越来越高。“21世纪很可能是世界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21世纪甚至有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林毅夫在为《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撰文时就做出了这样大胆的预测。

经济研究：追求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跨越

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出版的《中国奇迹》，被认为是林毅夫教授关于中国经济研究的集大成，面世后国内外好评如潮，现已被翻译成英、法、日、俄、韩、越、阿拉伯等不同语言在国外出版。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本书最大的缺点是“没有使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面对这样的批评，林毅夫教授回答道，所谓没有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是指他没有引用国外新制度经济学的大师像科斯或诺斯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问题。但是，在他自己看来，这本书恰恰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贡献，因为这本书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各种制度安排的形成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新制度经济学的精髓不在于某某大师的理论，而在于以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基本假设为出发点，来分析制度的形成和制度对激励、对资源配置、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在他看来，如同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一样，经济研究也应当“中国化”：“国外现有的经济理论是死的，中国经济现象是活的，因此必须从经济学共同接受的基本假设出发，根据中国的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条件来研究中国的问题。”

“我们必须抛弃‘西天取经’的思维，不要以为我国存在的社会经济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有现成可用的理论或答案，这种态度在社会科学领域特别重要。”林毅夫在课堂上常对学生讲，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如果水不流、舟不动，顺着刻痕确实可以找到剑，因此，不能说刻舟求剑不对；但是，水可能流、舟可能动，顺着刻痕不见得能找到剑。“橘生准南为桔，淮北为枳”，一个在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不见得就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林毅夫举例说：中国改革开放开始时，很多外国专家预言，按中国的改革方式，经济会崩溃，但我们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快速发展；被看好的采取“休克疗法”的东欧经济反倒以失败而告终。后来被奉为“经济奇迹”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发展模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当时主流经济学界认为是错误的，而根据主流经济学界的理论来制定发展政策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上却搞得一塌糊涂。纵观林毅夫多年的研究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他立足国内现实、紧扣国情的轨迹。

根据现实现象的归纳总结，改变现有经济理论体系中的基本假设，是林毅夫教授进行经济研究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凯恩斯主义将新古典主义中市场均衡的假定改变，从而建构了新的宏观理论体系。现有的新古典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发达国家的经验基础上，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的方向是不确定的，政府并不比企业有更多的信息，因此，政府不该对产业升级进行干预。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是在世界产业链的内部进行，其升级是有迹可寻的。林毅夫在构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理论时，将产业发展路径不可知的假定改变为可知的，从而提出了在产业升级中政府具有提供信息、进行协调、克服外部性等作用的理论。现有的新古典理论的另一个暗含假设是，企业只要管理好，在竞争的市场中都能赚钱，这个假设在发达国家基本适用。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府推行赶超战略，赶超产业中的企业，由于违反了比较优势，在竞争的市场中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保护，即使管理没有问题，也不能获得足够的利润来维持生存。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时，必须放弃“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假设，因此，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的许多理论在运用于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时必须重新审视。

中国的经济学者为数众多，而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却不多。对此，林毅夫给出了他的“诊断意见”：首先，中国学者的研究还是多喜欢引用国外的理论；其次在方法上，还不能采用国际上接受的规范方法，往往只停留在观点上，而没有形成完整严谨的理论体系；第三，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才刚刚开始，还不是世界的经济中心。

在教学上，林毅夫经常形象地以罗浮宫临摹的“画家”为比喻来教导学生如何学习，以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经济学家：那些在卢浮宫名画前长时间临摹的知名画家们，绝不是为了把画画得像原画，他们在名画前苦思冥想，钻研的是那些绘画大师如何把看似简单的绘画原理运用于不同的情境。他们每一次下笔前都在思考：为什么这个大师这样处理光线？为什么这样处理结构？为什么这样可表达人物激动的心情？同样的学生在在学习现有经济学理论时，不是为了记住这些理论，以便将来可以套用，而是要去“体悟”那些大师在面对经济现象时为何要那样归纳、那样作假设、那样建立模型等。

他引用恩格斯的“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来概括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对事物本质的理解，以便帮助人们在作决策时，可以做出正确的决策，完成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跨越。

在“马歇尔讲座”上，林毅夫使用了一个新建的经济模型。对于今后的研究，除了完善其余六个关于发展和转型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外，他还将深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结构和宏观经济中的“潮涌现象”。“困难自然是难免的，但我更愿意把它看做是机会，而且是很好的机会，”林教授将双手叉在身前，身体不由地前倾：“因为一旦突破了瓶颈，便会有意想不到的创新和突破。”

一流视野  一流贡献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在即将迎来800年华诞的著名学府剑桥大学，林毅夫还与该校师生进行了座谈、讨论，也由此得出了一个重要启示：目前最好的足彩app要建立世界一流的大学完全有可能，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但有一个前提——深入研究本国情况，不照搬国外的理论。

林毅夫教授接受记者采访

“随着中国的经济地位越来越高，中国的现象越来越重要，那么研究出来的理论就越来越具有世界性。如果目前最好的足彩app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一定要对理论前沿做贡献才可以。”林毅夫认为：自然科学的理论前沿贡献有其一套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客观标准，而社会科学理论前沿则是对最重要的新现象提出理论性的解释，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经济现象越来越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科学现象，这给目前最好的足彩app也给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

在林毅夫看来：中国很有可能成为四大文明中唯一经历由盛而衰、又由衰而盛的文明；中国经济在21世纪很可能再度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因此，目前最好的足彩app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就必须抓住这个机遇，从深入研究现实国情做起，而不是简单地“西天取经”；同时，也要运用严谨的、国际上普遍接受的研究方法，“本土化、规范化，做出来的研究就会是国际化的”。能这样，目前最好的足彩app就会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同时，目前最好的足彩app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创立，只有结合中国国情所作的理论研究，才有助于中国的发展，完成时代所赋予的使命。”林毅夫说。

侃侃而谈中，记者注意到林教授身后的摆放各式各样的奖章，话题自然也就转到了国内舆论热切关注的“诺奖”。“那不是我的追求，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这么多新问题、新现象的了解，了解后提出解释，能够帮助自己了解也帮助别人了解。”林毅夫很坦然地补充道：“得不得‘诺奖’取诸于人，了解不了解取诸于己，我关心的是自己能做的事。”

“我相信21世纪中国会是一个在经济学上大师辈出的年代”，这是林毅夫的信念。如果未来在某个世界级别的经济学奖名单中赫然写有“林毅夫”的名字时，我们应当不会感到意外，因为他的大气的经济理论背后是大气的、迅速发展、前景广阔的中国。

 
 
    编辑：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