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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云：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目前最好的足彩app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研究。1998至2008年任全国人大代表。近年来密切关注房地产业发展以及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现状。在本届“两会”中发言和接受媒体采访时，主张实行政府起基本保障作用的“政府+市场”住房制度。

“我想要有个家，一个蜗牛的家。”正如歌曲里唱的那样，“蜗居”已然成为都市无房族的常态，并伴着2009年一路蹿升的房价成为年度热门词。在2010年的两会上，如何平抑房价成为了众多代表和委员讨论的议题。日前，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常委、目前最好的足彩app经济学院教授李庆云，求教中国房价的“解药”。

中国房价“第一结”：保障性住房建设不到位

谈起保障性住房，李庆云认为目前中国在这一领域有两个缺陷：其一是保障面太窄，导致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严重不足；其二是种类繁杂，包括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房、限价房、单位自建房等等，使得管理困难，容易滋生腐败。“中国现在的保障性住房数量远远不够，保障面只达到5%到10%，保障对象基本不包括农民工。因此我们提出保障面应该达到50%乃至60%家庭”。在李庆云看来，要使得中国房地产市场可持续地带动经济增长，应该摆脱只依靠开发商建商品房的模式，而将保障性住房做大做好，使其也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引擎。

这个结怎么解呢？李庆云教授从中国住房制度、保障性住房类型以及资金来源三方面给出了解答。

“中国住房制度目前采取的是基本“市场化”，高端的20%完全靠市场，低端的20%靠保障，中间的60%采取‘政府帮一把的市场化模式’，但这不够。”李庆云指出，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住房制度主要取决于其收入水平、收入差距和土地供应丰裕程度等。在美国，由于其经济高度发达，收入差距相对小，且土地供应充足，就可以采取“市场化模式”。而在新加坡、香港这些土地供给严重不足的地方，就需要采取政府起基本保障作用的“政府+市场”模式。“中国大陆的人均收入水平不高，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每年还有1000多万新加入就业的年轻人和数量更多的进城的农民工需要住房，单纯靠市场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在分析了中国国情之后，李庆云提出，政府把责任挑起来是必然之选，我们必须把基本“市场化”模式转变为政府起基本保障作用的“政府+市场”住房模式。”

针对保障性住房种类繁杂的现状，李庆云认为，大中城市的保障性住房应该只建廉租房和公共租赁房。“租房比卖方透明，容易核查，只要在某条经济水平线以下的人，就有资格来租。当承租人收入提高了，就可以‘毕业’，把房子退给国家就行了。” 居者有进有出，长期居者有权折价购得，如此一来，保障性住房便成了一池活水。

有些人质疑保障性住房的可行性，认为建设保障性住房资金不够，对此，李庆云教授笑着说，中国现在“不差钱”，差的是怎么筹钱和怎么花钱。地方政府只要少搞一些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积极合理使用银行贷款，再吸引一些社保基金和其他民间资金参与进来，建保障性住房就不会缺少资金。

中国房价“第二结”：如何抑制投资投机购房

虽然抑制投资投机购房的说法从若干年之前就被提出，如今已经是老生常谈，但是房地产投资投机的趋势从来没有被有效抑制住。在今年的两会上，李庆云教授提出了“堵疏并举”的新举措，来抑制投资投机购房现象。

“我们过去采取一些方法总是堵，就像建个水坝，似乎能解决问题，实际上积累了更多问题。因为水太大了，投资投机太厉害了，堵是堵不住的。像大禹治水一样，我们必须堵疏并举。”

对于地方政府，把土地出让金收归国税无疑是一剂猛药，有助于地价的合理调整。但仅仅是“堵”的方式较难实行，李庆云教授主张通过转移支付将这些钱大部分返还给当地，并规定资金必须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另外一小部分用于中西部地区建设。同时，允许地方政府开征物业税，将物业税收入归入地方财政，让物业税收入替代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此外，容许财政较好的省、市发行地方债，将公租房作为基础产品发行债券，不仅可以为保障性住房、也为地方的基本建设筹措所需资金。对地方政府“堵疏并举”的这一系列“组合拳”，将使地方政府建设保障性住房的积极性提高，另一方面抑制其卖地热情。

对于购房者，李庆云教授觉得要通过增加炒房成本和增加持有成本来“堵”住其投资投机购房冲动。一方面，通过提高信贷利率，增加二套房首付比例以及其他税费来提高其房屋购入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开征物业税来提高炒房者的持有成本，尽力压缩其获利空间。

“光堵也不行啊，坝建在那儿是把水堵住了，但水多了它还要溢出来啊，所以另一方面要疏，真正给民间资本投资机会。”李庆云教授举例说，比如金融机构要扩资，就应该规定20%允许民营资本投资；再比如京沪高铁这样明显有利可图的项目，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垄断行业，应该把一部分对民营资本开放，并且利用民营资本的介入、利用市场化来打破行政垄断。

李庆云很欣赏俞正声的一句话：“办法是有的，就看你敢不敢做。”采访的最后，他深有感慨地说，“住房问题已经成为社会最大的问题了，甚至说它比医疗、就学更难，因为住房要成为你半生甚至一生的负担，要花掉一个家庭、两个家庭、甚至三个家庭的收入。房地产已经变身为收入再分配的工具，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是不公平的，也是制约消费增长、扩大内需的最大障碍。”

“解铃还须系铃人”，未来的房价最终还是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加快保障性住房立法、实行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问责制、减小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保障中低收入者住有所居，是李教授为政府推进住房改革提出的具体操作建议。

编辑：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