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改造中国和世界
1921年初，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经过讨论，最终明确了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改造中国与世界”。毛泽东说，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稍后，毛泽东会同何叔衡、贺民范等 28人发起组织长沙中韩互助社，支持朝鲜人民反对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表明了他们的世界眼光和“世界改造”的实际行动。那么，毛泽东的视野为何一下子从湖南扩展到了“世界”呢？对成长于中国腹地的一群知识青年而言，这种世界视野和关怀又是怎么来的呢？
古代历史的辉煌成就和儒家思想的洗礼，使中国的读书人容易产生天然优越感和兼济天下的抱负。但是，这样一种优越感和抱负在近代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以毛泽东为例，16岁左右，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开头一句便是：“呜呼，中国其将亡矣！”书中还叙述了日本占领台湾的经过，及朝鲜、越南、缅甸等被外国侵占的情况。试想习惯了“泱泱大国”“文明之邦”和“万国来朝”的读书人，在得知国家陷入了这种状态时，心情会是何等沮丧！若干年后，毛泽东都还清楚地记得，这本书激发了他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有过“兴”，才能谈得上“复”，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辉煌是推动近代仁人志士投身民族复兴的最强大动力。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外国商品和思潮不断涌入，人们开始接触中国以外的世界。加上新式教育和有关外国的书籍的增加，中国人逐渐拥有了世界眼光。毛泽东回忆，这一时期，他学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毛泽东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并对“经过八年苦战，华盛顿获得胜利，并建立了他的国家”这句话印象深刻。在一部名为《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毛泽东还读到了拿破仑、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威灵顿、格拉斯顿、卢梭、林肯等人物的事迹。不难想象，这些杰出人物为各自国家所做的壮举，怎样影响了毛泽东，并使他开始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思考问题。1915年 9月，他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说：“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 ;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这表明，毛泽东对中外历史已不再是初步了解，而是进行了深入研究。第二年，他还得出了精到而极有远见的研究结论：“日人诚我国劲敌。”“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励以待日本”。“纵横万里”，“民数号四万万”的中国，却备受昔日属于“四裔”之列的日本欺凌，是刺激学子们立志为国献身的现实因素。
1917年，毛泽东与同学交谈时提出，人生不能单以解决衣食住为满足 !还应追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把人生理想与世界联系起来，充分表明那时的青年人对中国与世界的鲜明感知。第二年，毛泽东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同样是基于一种“共同的感想”，即“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1920年 9月，毛泽东任湖南一师附属小学主事时，题写了一幅对联挂在小礼堂里面：“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对小学生都告知这样的道理，提出这样的希望，可知那时中国人对世界眼光的重视与强调。
稍后，毛泽东致信旅居新加坡的张国基，主张湘人往南洋，应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的政策”。相对于“南洋”，当时中国仍处于先进地位。在南洋有过成长经历的陈序经后来指出，在南洋的谋生经营事业方面，使他感触特别深的是，一般土人不如华人，而华人又不如西人。不难发现，毛泽东的“世界主义”有两层含义：一“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二世界好，中国才能好。这既反映了对中国传统“天下”观念的继承，又反映了被“半殖民”后的中国人认识到了一种新的人类观念。联想到现在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体现出深刻的历史逻辑。所以，面对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一些国家的担心显然是不必要的，这反而应该是世界的幸事：“愿大家好的主义”来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青年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世界主义”？从他们办的文化书社所经售的出版物中，可见一斑：罗素政治理想、罗素社会改造原理、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杜威五大讲演、赫克尔一元哲学、达尔文物种原始、社会主义史、女性论、旅俄六周见闻记、爱的成年、科学方法论、迷信与心理、欧洲政治思想小史、托尔斯尔〈泰〉传、欧洲文学史、心理学大纲、印度哲学概论、国际联盟讲评、人类学、波斯问题、科学的社会主义、欧美各国改造问题、革命心理、创化论、近代思想、柏拉图之理想国、生物之世界、近世经济思想史论、近世社会学、俄罗斯名家小说、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新俄国之研究、心灵现象论、实验主义、杜威现代新〔教〕育的趋势、杜威美国民治的发展、现代心理学、天文学、西洋新派画。
阅读了这样一些书籍，世界主义的产生便不足为奇了。1920年 11月，毛泽东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时说明，他们反复讨论研究的主题之一就是“改造世界诸方法”。这里所讲的“世界”，显然更主要的现实的指向乃是“中国”自身。其中提到的“诸方法”，毛泽东大都尝试过。
首先是教育。早在 1917年，毛泽东在写学友会日志的时候就曾指出，每个人都应有受教育的机会，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来作为“我国现社会的中坚”。1920年 1月，他与湖南省城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名给总统呈文，其中写道：“我国今日要务，莫急于图强，而图强根本，莫要于教育。”同年7月，他为湘潭教育促进会起草的宣言书指出：“教育为促使社会进化之工具，教育者为运用此种工具之人，故教育学理及教育方法必日有进化。”
毛泽东不但号召，而且身体力行。1920年9月，他应湖南省教育会长兼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聘请，认认真真地当了一阵“小学教员”。后来，他还多次对人讲过“当一个小学教员”的经历。1921年底，毛泽东在补填《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调查表》时，已经作为共产党员的他，于“终身欲从事之事业”一栏，填写的仍然是“教育事业”四个字。可知，毛泽东早年真诚地走过“教育救国”的道路。
然而，这条道路太过于渺茫：“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 ”因此，采取补救的方法，诸如教育、兴业等，固然是不错，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此，毛泽东提出一个当时他所能想到的根本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他豪迈地宣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这里，传统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与外来的政治革新观念有机融合在了一起。美国学者费正清曾提出“刺激—反应”模式来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而实际上如果中国自身是麻木的，则无论怎样“刺激”都无济于事。
五四那一代青年，往往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毛泽东所尝试的另一条改造道路是建设“新村”。1919年 12月，他在湖南教育月刊撰文谈到，“改良其旧”，必须“创造其新”。他曾计议在岳麓山建设以新家庭、新学校、新社会结合一体为根本理想的新村：第一步，创办一所半工半读的新学校，在里面减少教授时间，使学生多自动研究及工作，比如从事种园、种田、畜牧等事项，从而使学生养成乐于农村生活的习惯，纠正学生毕业之后“多鹜都市而不乐田园”的时弊；第二步，由新学生创造新家庭，若干家庭组成一个新社会；第三步，在新社会中设公共育儿院、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医院；最后一步，把一个个新村连成一片，成为一个理想的国家。这种理想的新村建设主张在当时也是一种思潮，“年来国中有志之士，奔走号呼。提倡新村生活者，颇不乏人”。支持者认为，此举既着眼于解决教育与社会的脱节，又着眼于解决都市与乡村的反差，“就新村言之，可改良乡村之弊，而取都市之所长，为一种新生活之试验。其收效亦可有乡村之丰厚，而无都市之罪恶也”（华林：《乡村生活》，《东方杂志》1921年 18卷第23 期。）。
理想的美好往往映照着现实的残酷，对一般人来说，越是理想化的时候越是对现实感到无奈的时候。“新村”之路走不通以后，毛泽东又逐渐产生了从局部着手“改良”的希望。1920年 6月，在军阀谭延闿宣称“湘省自治”的背景下，毛泽东起草《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指出：“观之现今国内问题，为种种特殊势力所牵掣，有不能速为全盘解决之势。 ” 因此，要“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待一二十年各省“分建设”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具体一点，就是先建设一理想的“湖南共和国”：“建立以民为主的真政府，自办银行、实业，自搞教育，成立工会农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权利”。（毛泽东：《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大公报》（长沙版）1920年 9月 6日和 7日。）这样一种设计主要还是寄望于军阀，自然不可能付诸于实施。毛泽东倍受打击，在给向警予的信中写道：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道路在哪里呢？
那时的中国，“个人解放”虽方兴未艾，但是“社会改造”也日益成为思想界言说的重点，汇为一种时代思潮。并且，“言改造者”，越来越趋向于“根本”一途，“须先摒弃一切腐朽，破坏这旧材料，而另择合用之新材料改造之，庶可称为根本之改造，庶其所改造者，乃可永久而不再改造”。毛泽东曾提出的“改良其旧”逐渐变为打破其旧，“不破旧社会不能得新社会”，“夫倒恶政府，不能望诸恶政府自倒，倒之之责在我民，非异人任焉”。因此，应“持坚忍的毅力，抱彻底的主张，以谋所以倒政府，使恶者改为良，破社会，使旧者化为新”。打倒旧的，建立新的，逐渐成为时代的呼声。但旧的就在眼前，而新的在哪里呢？【作者张太原，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